發布時間：2012-07-26 11: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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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富人，可能比想象中更有錢：2005年中國的灰色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高達13%，2008年更上升到15%.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博士的這一研究結果，雖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有較大差距，卻可能更符合民眾長久以來并未量化的經驗與觀感。
王小魯以全國數千戶家庭收支情況的調查數據為基礎，采用恩格爾系數、分組比較和模型分析等方法，對中國城鎮居民實際收入進行了推算和檢驗。他的研究發現，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數據遺漏了4.8萬億元主要歸于高收入階層的隱性收入。
3年后即2008年，問題似乎更嚴重了。王小魯推算出當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數額，比國家統計局按城鄉住戶收入統計的數據多出9.3萬億元，更比國家統計局基于經濟普查資料計算的住戶可支配收入總額多出5.4萬億元。兩者與2005年相比約翻了一番，增速明顯快于同期名義GDP及正常收入的增長。
隱性收入的存在顯著地擴大了收入差距。10%位于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人，拿走了隱性收入的三分之二。校正后的數據，讓當年全國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俱增。如果考慮到隱性收入因素，中國的基尼系數很可能“顯著高于近年來國內外有關專家計算的0.47~0.50的水平”。
王小魯認為，統計部門的城鎮住戶樣本中遺漏了不少人均收入4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居民。也就是說，前述的那些驚人數據極有可能仍被低估了。
國家統計局對王小魯的研究結論存有異議的。多位官員以專家個人身份，從樣本、調查、數據、計算、系數等多個角度對王小魯的研究提出了質疑，認為他對收入遺漏的推算結果“明顯偏高”。但王小魯在理論性、技術性的回應之外，還使用官方公布的2008年家用汽車增加560萬輛、商品住宅銷售超2萬億元、因私出國出境4013萬人次等數據，驗證和支持了自己的測算：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其實際消費和投資能力不相稱”甚至嚴重不符，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龐大的隱性收入的存在。
在王小魯看來，中國的高收入階層之所以存在大量瞞報的灰色收入，除了出于避稅逃稅考慮或出于“藏富”心理以外，最重要的是因為“有來源不宜公開的收入”，包括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違規違紀收入以及雖未觸犯法律和行政法規、但與社會道德標準不相吻合的收入。可以說，造成目前“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和社會兩極分化”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市場化，而在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漏洞和制度缺陷”，包括公共資金的漏失、金融腐敗、行政權力和腐敗、土地收益流失、壟斷性行業收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在關注收入差距議題時，往往只注意到灰色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扭曲了競爭條件下形成的要素配置格局、導致了資源配置的低效和劣化，影響經濟發展，卻忽略了王小魯一再強調，在再分配環節，灰色收入造成國民收入逆向再分配，“把本該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與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其他因素一道，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
從長遠看，要解決貧困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離不開以市場化、城市化等社會經濟發展來增加收入、擴大就業。“但發展本身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若不解決機會不均等，嚴重的收入不均等則終難消除。
教育對就業能力和人均收入影響巨大，但目前我國教育資源的分配在城鄉間、區域間、高教與普教間、應試教育與職業教育間、名校與普校間的分配極不平等：9年義務教育中的農村輟學率明顯高于城市。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倒過來遠低于高考升學率；少數重點高校過分吃偏飯，大量農村中小學教育經費不足；各級教育財政性撥款增長均未超出財政收支增長……這種種的觸目驚心，將在今后逐步顯現對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影響。
而在同樣有助于減少收入差距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某些地區依然存在重城市、重高速、重形象工程、輕鄉村、低水平、窄覆蓋等不良傾向。另一方面，財政轉移支付減少城鎮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的作用甚微，反倒擴大了接受地區的農村內和城鄉間收入差距。
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曾發現，美、英、德等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出先升后降的“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一些學者據此相信，經濟增長最終會自發導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王小魯的有關研究，事實上恰恰否定了上述想當然的理論主張，發現“收入差距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隨經濟增長而自動縮小，反而可能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繼續擴大”。
這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制度因素導致的不規范行為和腐敗現象未受治理，如果基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未能實現全民共享，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有可能對社會公正問題提出尖銳的挑戰，最終有可能陷入“拉美增長陷阱”——分配不公和增長停滯的惡性循環。怎樣才能減少收入差距與收入不平等？怎樣才能讓普通民眾不再無奈地承擔改革的“成本”、“代價”與“學費”？怎樣才能遏制“與資本結合的權力結構”刻薄寡恩地分配與再分配社會財富？王小魯指出，關鍵在于以力挽狂瀾的決心，“全面推進財稅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逐步實現‘讓人民監督政府’”。
可以說，只有建立一套嚴格、合理、公開、透明、民主的制度及管理方式，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在陽光下運作的政府，守護一種平等競爭、積極進取、優勝劣汰、有序高效的市場經濟，建設一個和諧、健康、公平、公正、持續發展的社會。
幸運的是，論戰各方在直面國情現實、尊重民間觀感、警惕話語霸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共識。國家統計局有官員文中承認，王小魯的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參考和借鑒”，“對于促進統計調查方法制度的不斷完善是很有幫助的”。
其他學者的論文認同王小魯“觸及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中一些隱蔽而又具有強烈社會反應的問題”，“社會公眾對收入分配的基本態度以及對收入分配秩序改革的期待，已成為當今社會所必須正視的問題”。王小魯的理論研究雖有不少可商榷之處，但他對讀者語重心長的告誡卻極為真誠：“我們既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問題嚴重而拒絕承認，也用不著以別人有類似的問題而暗自慶幸，需要的是客觀面對和解決自己的問題”，誠哉斯言。
市場經濟并不必然伴隨著錢權交易、尋租和腐敗等丑惡，也不必然能帶來理想、完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市場經濟無疑比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更利于效率和發展，又比單靠權力來分配資源和收入的方式更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說，有社會情懷、有公義良知的學者在看待灰色收入問題時，應當保持自己對真實世界與重大學術問題的敏銳體察和解釋力，應當相信每個個體都絕不是無足輕重的數字，而是大寫的“人”，應當牢記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的告誡：“人比概念重要，人